本帖最后由 钟吾记者 于 2012-12-22 21:14 编辑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制作钩网的渔民家庭。钩网是一种相当野蛮的捕鱼工具,所谓的“网”由尼龙线结成,粗细分明,每条线上有一簇簇四公分长的铁钩,分高中低三部分,自下而上涵盖了湖中几乎所有的鱼种。受惊的猎物若闯入网内,体形越庞大,死得越快,当然,也越惨烈。我终生难忘的,并不是起网时鱼类的凄惨狰狞、湖面上散布的血腥味,而是渔民们满脸通红、振臂高呼的样子。我曾认为他们因为丰收而喜悦,但现在更倾向将这种喜悦定义为:兴奋的屠杀。
制作铁钩需要大量的原材料,我的母亲则是远近闻名的“胡铁匠”的独生女。她和父亲自小熟识,双方家长一撮合,婚事自然顺理成章。按说,那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对童年印象最深的,应是冬日里放学,雪片飞扬如夏蛾钻空,我经过外公家的铁铺子,炭火旺盛,火星冲天,飞舞着去迎接雪花,天空因漆黑变得遥远,但我的周围炉火通红,外公和我的两个舅舅站在齐腰的铁垛子边,用力挥臂舞铁锤,钢花四溅若花火盛开,场景终生难忘。外公举着小锤,大舅二舅拿着大铁锤,小锤子轻轻敲打示意落锤的位置,大锤子用力砸下去,我看得心惊胆战,又新奇无比,总认为要击到外公的手,但一瞬间只是一团虚幻的火花。外公头已花白,终年一袭黑衣,从不穿袜子,脚板一辈子硬朗,血管曲张似待溶的铁钩,他的黝黑肤色与宽展的皱纹交错,深深浅浅,令人回忆起雨季时镇子里绵延而去的青石小路,一块块方砖在随后的年月里茁壮成长,好像他的性格和做人的质朴,不过当他迈入老年,手指难以弯曲,他抱怨说,平生最恨的就是自己的性子。一生的工作是把直的铁器打弯,而人生最深处的那根铁,从来没有因火的旺盛而弯曲。我母亲继承了外公的性格,在她沉静如初时,那些想法像冷却的铁块难以撼动,而当她火烈的脾气爆发时,我仿佛看到溶化的铁水注入纤弱的纸盒。因此我后来终于意识到,母亲之所以常常责打我,恰恰因为我继承了她大部分的脾性。这就像两块同极的磁铁,而且,是放置在同一个磁场中。
——这也令我经常思考外公选择做铁匠的原因。外公曾说是受父辈的影响,兵荒马乱的,为的是防身,或者为防身的人服务。生意,无非是提供某种需求,很久以前打制冷兵器,后来是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尤其是农耕生活的需要,上升曲线走完后,机器逐渐普及的同时,也意味着铁匠职业的末路来临。 综合各种情形来看,当年,我外公同意母亲的婚事,主要基于生意上的考虑。起码是一个重点吧,毕竟,在那个贫乏的年代,生存才是第一位的(现在亦是)。外公对土地的厌恶超过对它的热爱,许多人为土地拚命,受累一生仅止填饱肚子,在他看来,湖水有更大的吸引力。假如人类能在天空生活,吸引外公的应当是天马行空的各种飞行器。在家乡,水面占据的空间远远超过陆地,那么拥有水面,就等于拥有了将来的生活。人们*惯于将陆地的想象置于深水之中,因为水域辽阔,一些生性刚猛的肉食性鱼类大量繁殖,一般的捕鱼工具奈何不了,钩网也就应运而生了。外公年轻时曾多次随船布网,晚年嗟叹连天,对年轻人的狡猾善变多有埋怨,一方面,他把记忆中的大鱼想象放大,以衬托自己当年的威猛,可另一方面,他古怪地崇拜那些坚强好斗、永不服输的黑鱼、黄鲇——现在大多已绝迹于湖水,剩下的残喘于人工饲养池或是海洋馆的玻璃缸里,靠排氧机和饲料维持生命;就像一位森林猎手,外公时常感慨失去猎物的心理,除了年龄上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三个儿子,远不及一条黑鱼顽强。外公回忆说,他们曾钩住一条重约五十斤的黑鱼,一条大汉险被它拖入湖中,半夜过去人们才有机会把仿佛铠甲一般附着其身的钩子取下来;许多人私下议论,不愿上前者有之,打退堂鼓有之,中途借口开溜者有之,外公说捕到这条大鱼不仅是个意外,同时包含着某种恐惧和难以言传的情感。有无神灵暂且不论,在许多村人心里,黑鱼是一种“孝鱼”,在它们幼小时,甘愿把自己送到饥饿的母亲嘴里,因此,捕获黑鱼是为不敬。这个传说外公说了很多次,高三那年我特意请教生物老师,答复不明,后来翻阅许多专业书籍,亦没有答案,直到婚后多年,我才明白其中隐含着外公的两种人生态度:家庭内以孝为本,家庭以外一定要学会坚强。(类似于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那位捕鱼老人,以及他捕获的那副鲸鱼骨架)而这两条,我的两个舅舅都没有做到。大舅后来到粮管所工作,他选择这个行业基于一个常识:人总要吃饭的。人没有饭吃不行,可没有铁,日子一样过得下去。他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对权力和金钱不感兴趣,论所受的教育,多来自闲暇时读过的历史书和《小五义》、《海上花列传》之类,和外公意见不同时,总说“人怎么着都是个活法”,或是“想那么多做什么,说不定哪天就死了”。失业后,大舅生活困顿,无奈之下去外地打工。春节时奔波回来,外公总唠叨一句“父母在,不远行”,意指自己时间不多,哪天死了儿子不在身前,很伤心。大舅却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做人要想得开才行。这时候二舅一般不说话,他*惯蹲在墙根处晒太阳,嘴里叨着一根自制纸烟。与大舅相反,二舅一生精打细算,外公说他不像黑鱼,他像湖里的鲶鱼,居于洞穴中,白天休息,晚上捕食。外公当年把铁匠铺交给二舅,有“子继父业”之意,不过没多久,二舅就把铺子转卖了,买来一辆四轮拖拉机开始贩运黄沙。拖拉机没有营运证,他就白天休息,晚上通宵工作,因此总是犯困,一有时间,就蹲在地上打会盹儿,除了眼前的现实,他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也从不过问外公和外祖母的生活,好像那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事情。生活,已经把人驯化成一种只认沙子的生物。二舅对黄沙很有感情,我看过,在装运沙子时,他总是把它们拍得平整、牢实,那动作就像制作一块精美的蛋糕。但是,当外祖母叫他端菜时,他的屁股连动都不动一下,说困。外公已经不再讲黑鱼的故事了,他经常在酒桌上闭目养神,仿佛在使用他的脊背喝酒。
外公对我父亲的钩网生意很关心,这其中有愧疚之意,当年他关闭铺子时,并未提前通知。外公重男轻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生活由她们自己管理。事实恰恰相反,晚年,却是母亲一直照料他们的生活,大舅二舅就像季节性产卵的雌鱼,一年里来这边几天,产下一堆堆的意见和埋怨。外公说人这辈子,就算活到一百岁,也会犯幼稚性的错误。错误会陪伴人的一生,就像空气和水。以钩网为例,因为水位深浅不一,悬浮的钩网随水流移动,有时会伤及人的性命。也就从那一年,钩网被禁止使用。至于钩网自使用至今,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已经无从查考。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比如生活和工作,不过是另一种钩网,我们游来游去的,或早或迟会被钩住,逼迫你消耗尽最后那点力气。
我最后一次见到钩网是在小学四年级时,水库里清理旧仓库,网架上落满厚厚的尘土,钩儿们并不是咬合在一起,而是被蜘蛛网和棉絮缠住,近地部分,老鼠、蛇、黄鼠狼、猫和野兔的干尸随处可见。直到今天我仍迷惑于野兔的存在,仓库是水泥地面,干燥异常,没有可口的植物,野兔子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工人们把钩网抬到阳光里晾晒——好像它们刚从水里拖上来——午后由拖拉机运至一家废品站,以废铁的名义回炉处理掉。那一年我父亲举家进城,辗转落户在一家金属材料公司,母亲则成了另一家公司的保管员。这是告别旧生活、迎接新生活的开始。次年深冬,春节前的一天,我随父母下乡看望外公。黄昏凄冷,铁铺子早已消失,炭火迎雪的场景我永远看不到了,风中只有尚未落尽的枯叶孤零零地低吟。走到院子前,我听到收音机里的大鼓戏,粗犷苍凉的唱腔如浓雾般久不散开,却让整个院子更显得更加萧条冷清,仿佛被人遗忘了很久。因为从此将在城里生活,母亲兴奋得脸色通红,把父亲支使得如陀螺一般,她自己则忙着生火做饭,给外公讲一些城里的新鲜事。母亲是个外表刚强有主见,内心却常常犯糊涂的人。最初几年,母亲的工作为家里的储蓄增色不少,她省吃俭用,这也是那个年代同龄人共有的特点,其它的像老实厚道、做风正派等,我觉得,若说以前是个人人心齐的时代,那么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人心发生了偏移,表现就是,人人都想着往自己兜里装钱。对金钱的欲求是人的本能之一,就像后来,对性的解禁一样。实际上每次解禁的同时,也撒下了许多许多钩网,我的父亲就被钩住过一次。我想,父亲现在之所以经常忘事,应该得益于若干年来的刻骨铭心。
最初呢,只是十吨沥青。父亲在公司当过几年秘书,自然,沥青比秘书更质感,更现实,虽然黏乎乎的,不过值得拥抱。可能受到织网工作的影响,父亲做事极其缓慢。正常情况,发货需要一周,但父亲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笔生意当然是赔了钱,但父亲在旅差费上赚了不少,而且,他对生意场上的朋友深信不疑,这种不良信任令他变得狂热自大,公司不出钱,他自己出钱。一年后,他把母亲几年里节省的钱赔个精光。当时父亲十二分清醒,他知道假如回到家里,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因此,他始终缩头躲在外地。母亲没办法,只好央求外公去寻找。六十二岁的外公一直闷在家里,正想借机外出溜达,培养几天心情,便爽快应允了。临行前,外公揣着一张被母亲的汗水和泪水浸湿过无数遍的信纸,上边是许多日前父亲偶然告诉他的一个旅馆电话,等到外公如期抵达时,那家旅馆已被拆迁,满地的碎砖瓦回忆不起往事。周折几天,外公最后在一个空旷无人的货场里找到了父亲。外公回忆说,见到他的那一刻,他感到十分震惊。对于父亲的落魄和沧桑,或者一时没有认出他来,外公都有心理准备,他意外的是,父亲看到他时,面露困惑,问他来这里做什么。父亲一直盘算的是母亲如期所至,外公的意外出现,让他有一种不知身在何方之感。很难想象,这种错位思维将会把生意带到何方,将会把他的前途带往何处。 我会假设,假设那个货场里可以织网,织出的网可以卖成价钱,父亲就有可能永远不回来了。外公说,你爸爸每天手里拎着一只塑料袋子,袋子里盛着爆米花,或者爆玉米,总之被一只铁蛋吐出来的东西。这就是父亲的一日三餐。因此母亲经常嘲笑他,说他不吸烟,不喝酒,一生也没攒下几个钱,吃爆米花有什么能耐,有能耐你去喝风啊,像蝉一样,趴在树皮上,什么都省了,但也是穷命。
此后一年里,外公一直陪伴我父亲。我难以形容当时父亲的心情,我只知道,外公成了父亲抵挡母亲枪膛里愤怒子弹的一面盾牌。有时候,我的大舅二舅进城来坐坐,大舅抒发人生感慨,英雄气短。二舅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运输生意。母亲呢,则坐在一边暗暗落泪。外公年老,对世事变化已经失去判断能力,他劝父亲可以重操旧业,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东山再起。但事实是,日常用品中,铝制品已经普及,年轻人被各种新式的电子产品吸引,消费和时尚联姻,许多企业在改制,一方面工人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创业人数急剧增加。在农村,养殖业步入产业化,整个湖区就像一个鱼塘,鱼苗被装入网箱,放置水中饲养,收获时,拉出水面即可。钩网已经成为历史。那种血腥的捕鱼场面、张扬的野性力量和不折不扣的震憾力,彻彻底底消失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必定要牺牲一节节的钢轨。
在这个环节上,母亲明白一味的内讧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出路只有靠自己。钢铁,所依赖的无非就是硬度和强度,在混乱的账目面前,母亲如合金钢一般顽强,令各种怀疑的目光忽啦啦地退却。我永远记得,在得知公司宣布倒闭后,她不是沮丧万分,而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奴隶翻身解放,像小学生放假。读过一些书,我明白了,任何的变革,实际上只有两种人:受益者和损益者。这就看你属于哪一边了。站错了队伍,也就意味着人生在某种意义上的终结。 在父母共同致富的年月里,我是被忽略的。我始终觉得,在一种长期的兴奋状态中,总是隐藏着某种难以觉察的危险。有时候,最原始的做法,往往最安全、最可靠。如果父母坚持这个想法,结果只能是完美无缺。母亲的错误在于,钩子越多越好,父亲的错误在于,网,越大越好。最终,父母都被困在网中。父亲已经失去了勇气和力量,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只是重复着一件事:打官司。更进一步说,他连“打”的力气都没有,他所做的,只是在一场漫长的官司中静静地等候。至于等候的结果是什么,不要说父母亲,上帝也会因无奈而痛哭流涕。 我需要补充具体的过程。任何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都会有一个总承包商,然后分几层承包商,像一个金字塔。真理一,越是金字塔的顶端,越安全,反之越不安全。真理二,工程只要开工,总承包商就已经把钱赚到手,他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最大可能将风险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然后层层转移,这有点像接力赛。我的父亲,接力棒传到手里之后,他兴奋地捧着,朝终点跑去。
十几年里,父母用那点可怜的退休金,去补那个大窟窿。我不知道父亲当年织网时,会不会联想到自己是在制造一个个小窟窿。对于渔民来讲,窟窿的作用是让鱼走投无路,所以有句成语叫“自投罗网”。人生往往如此,一生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差不多是在为自己挖坑。等到明白过来,一生也快过去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母亲由愤怒、急躁、辱骂到四处求援,再到无奈、困惑,最后,一切安静了,他们只好认命,把借来的钱慢慢地还上。我的母亲,她一辈子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欠别人的钱,而这恰恰是生意人的必备素质之一。时间流逝,父亲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缺点,除了按部就班地生活,不再作任何幻想。有一天,他接到一个乡下熟人的电话,询问他钩网的事。 父亲说,当时,他老半天才回过神来,才回忆起钩网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父亲回答,绝种的东西,我哪里弄得到。熟人说,弄不到没关系,他出钱,让父亲做一个。父亲说没有钩子,怎么做。父亲说话的口气,总像逆水行舟。对方说,他有钩子的模具,已经生产出来了,尼龙线容易买,他想借父亲的一双手。钱嘛,可以谈。父亲不谈他的手,而是问他哪里弄来的模具。对方笑了,说自己就是当年盘下外公铁铺子的那个人。二舅的一个同学。他是问过二舅,才得到父亲的电话。当天下午,为落实这件事,二舅专程赶来,一起喝了顿酒。
自然,都过去这么多年,河里的鱼,米粒大小的都被逮光了,除了生活垃圾,钩网能钩到什么?父亲的迷惑好比他对自己人生挫伤的不解。他说,一条河里,无非有三样东西,水,泥沙和鱼虾;水和鱼虾,用来满足人的嘴巴,而沙子,用来建造房子,以繁殖拥有这种嘴巴的人。回想起来,那种编织的快乐已经变成了化石——机器取代人手,甚至说,猎杀的真正意义,也被游戏和影像取代。 对方回答说,用来钩取尸体。父亲很惊讶。那人说,现在湖水改道,在许多河里,每年都淹死许多人,用鱼网打捞太费事,省事的办法是用钩网,由两艘机器船拖着,很快。 很快,熟人说,一次能挣个二三千的,多的四五千,很合算的。 父亲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对一杯酒如此果断迅速、毫不留情。
《钩网》原载《散文》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