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阳谈妓女(作者夏阳)
我在不同的场合下多次说过,这个世界,我最尊重的职业是妓女。 我历来尊重妓女这个行业,觉得她们的钱来得干净,远比行贿受贿、贪官污吏、偷盗抢杀、坑蒙拐骗、欺奸耍猾、瞒天过海等不义之财要来得光明正大。大街上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我常痛苦地想到底有几个人的钱财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用血汗换来的?我们常做些身不由己的违心事,明知不可为还要为,强作欢颜逢迎权势,欲乞讨那点可怜的名利。这跟卖春有什么区别?我们远没有妓女活得简单直接,真实坦荡,经常故作害羞,虚伪地曲里拐弯,把意图遮遮掩掩。生活强奸着我们,我们快乐地叫床,叫卖着自己本不值钱的贞节。我们有什么资格故作一副清高伪善的嘴脸,去嘲笑妓女这个行当? ——以上这段话引自《青葱悼念》里的夏阳语录。 之所以说妓女是最值得尊重的职业,不是哗众取宠和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我作为一名小小说作者,多年来对这个职业的近距离的接触、观察和思考所致。
早年,我青春年少,在老家一个小县城里晃荡,每天吃饱了等饿,饿够了等梦,天天晚上和一帮乞丐睡在县城广场中央数星星。时间长了,便有一个女人进入了我的视线。 这个女人,身材枯瘦,只能说是一个具有女性生殖器官的女人,还是个哑巴。哑巴常常在广场四周转悠,时不时和几个老头钻进广场边的树丛里。窥视了多晚,我便发现了价格行情,三块钱一摸,时间三分钟。 这在当时闭塞的内地,算是一大新奇发现,并且让我兴奋不已。她是哪儿的,接不接客,在哪儿接?为了满足我这个阴暗的想法,我开始了对她的跟踪。你要知道,那年,我非常无聊,无聊到在县城每一棵树上留下伤痕,然后每天去看那些伤痕在树的生长里渐渐漫漶,直至消弭。 跟踪了半个月,一直没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最后一晚,准确地说,是她消失前的最后一晚,她似乎发现了我的跟踪,急匆匆地离去,不时还往身后瞅。我紧追不舍。她最后急了,开始小跑起来。 那一晚,月色清朗,我们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在这个破陋的小县城的蛇一般的小巷里兜兜转转。她一直试图摆脱我。而我,像狗一样撵着她不放。我那时,穿一件当时流行的正反黑白两面都能穿的夹克,中途,我将夹克翻来覆去地换穿过几遍,混淆黑白,但依然无法麻醉她那根紧蹦的弦。 最后,她无处藏身,潜进了制药厂住宅区一条小巷的尽头,那是一户人家。我不敢贸然行事,站在小巷这头威风凛凛地侯着。月色下,我感觉自己的背影无比伟岸,如一名战士。 过了一会儿,那户人家的小院门开了,出了两个彪形大汉。他们隔着近百米的距离,在月光下和我对峙。我隐隐看见他们手里各握着一根粗鲁的短木棍。 我顿时悚了,从怀里掏出一个袖珍收音机,拉长了天线,贴在耳边,一边伊哩哇啦地小声嘟哝着,一边慢慢退出小巷。出了巷口,一转弯,我立马快步跑了起来。我的身后,响起了一阵锐利的狗吠。 三天后,我小心翼翼地接近那条小巷。发现那户人家人去屋空。隔壁说,他们搬走了。 我坐在他们凌乱的屋里,感觉自己十恶不赦。那一刻,我懊悔地低下了头。
1995年,我短暂结束了放荡不羁的生涯,来到了海口,来到了那条著名的花街。 这条小街,一边归海口管,一边归琼山管,如此的管辖方式,造成了这条花街的繁荣。一条五百米长的小街,三家服装店,两家诊所,五家杂货店,九家小餐馆,另外就是密密麻麻的发廊。毫无疑问,这些店都是靠发廊而生存着。 街的两旁,挤满了一些六七层高的建筑,里面住着小姐。我们叫凤楼。 每天晚上,我蹲在街边,打量着这个五光十色下光怪陆离的世界。很多人,曾经误认为我是一个鸡头,甚至风声紧时,有大陆来的官员走到我跟前,向我打听妹妹在哪里找。 这是一条悲欢交加的小街,很多人曾经来了,又搬走了,很多人搬走了,又来了,还有很多人搬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那时,车很少。偶尔一辆小车经过,无论是干什么的,都很难顺利通过。那辆车,有点类似敌占区冲锋陷阵的战士,需要匍匐前进的悲壮。车的前面,不时会有花妹妹围住,问里面的老板愿意出多少钱。甚至,我还看过袒胸露肚的小妹,用手往上挤着胸脯问:老板,丰满吗?几个排成一列,真有点波涛汹涌的壮观场景。 有一次,几个老美逛那条街时,花妹妹迎上去想为国家创收外汇,结果比划了半天,发现语言完全不通。天真的老美歪着头站在一家“桃花洞”门口,微笑地看着花妹妹,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最后,花妹妹急了,将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圈,然后用右手的食指在圈里进进出出地比划着。老美顿时明白,大叫NO、NO,惊慌失措,拔腿就跑。他们的身后,丢下一串花妹妹们银铃般咯咯的笑声。 那时,蹲在街边的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这条街,常常打架,有烂仔打架,有鸡头打架,还有花妹妹打架。各种花样年华以及血样年华,时不时在这条小街上演着,喋血街头。 她们不叫接客,相互之间打听生意怎么样,一般会这样问,你今天杀了几头猪?我不知道那些买春的男人听了后,会作何感想。有一个姓钟的贵州妹,柔若无骨,非常嗲,在她的猪名单里,有她的房东。她不是没有钱,但一直赖在房租不给。本地房东催厌烦了,后来干脆进行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一个月房租,睡三次。 一个小九江住我楼上,十八九岁的模样,皮肤白皙,矮矮胖胖,梳两根小辫子,背一个书包,整天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挺标准的学生模样。我现在依然记得她一双大眼睛,水灵灵地注视着你,让你心中顿生不安起来。当然,她不是学生,而是被一个小官员包养。那个小官员每次来,骑一辆大摩托,两个人亲昵地搂在一起,风驰电掣,将人前的幸福洒满一条街。 有一次,小官员走后不久,小九江背一个书包,穿一套白色的运动装也下了楼,路过我跟前时,犹豫了一下,叮嘱道,等一下我老公回来了,要是问你,你就说我刚刚出去买东西去了。 我点点头,心里想,你不是出去买,而是卖。因为,我知道,她还在一家发廊偷偷坐台。 我离开前的一个午夜深处,睡梦中,清晰地听到窗外空荡荡的街上,飘荡着女子喝醉后的哭泣声,其中有一句凄厉的叫喊,至今还回荡在我耳旁。她凄厉地喊:我再也不卖了!
如果在海口所看到的那些花妹妹,还算高档的话,那么几年后,我在广州城中村所接触的站街女,则是不折不扣地低到尘埃里去了。 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城中村,那时,白天我在研究算命这门伟大的哲学,晚上,唯一的快乐,则是蹲在小巷口看站街女如何接客。 一条村里的小巷,不到两米宽,晦涩的灯光下,每一个出口,每一家小店门口,每一个电线杆下面,都站着一些来自四川、湖南或者东北的女人,她们大部分是三十好几,人老珠黄,却浓妆艳抹,类似刚下舞台还未来得及卸妆的演员。找她们的大部分是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价格三五十不等,甚至,我还见过十块钱的交易。一个胖女人,在我眼皮底下,一晚上接过14个男人。她最后收工时,两条腿儿有些划船了。我说,大姐,生意这么好,你应该请客。她则口里叼着烟,靠在电线杆上,虚弱地说,好个屁,我做十年,还抵不上人家当官的贪一次呢。 那时,我赤裸着上身,穿一双人字塑料拖鞋,一条大裤衩,小混混一样蹲在巷口抽烟,观察着每一个大姐姐的生意,同时计算她们的成本。很多时候,我对一些老头心里阴暗地想,老家伙,哈哈,不中用了!世界就是这样,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有些人很快,十来分钟就一脸满足地出来了,有些则要磨磨蹭蹭半个多小时。有一次,我见一个小个子男人进去十来分钟,低着个头,咬牙切齿地出来了,我拦住他问,你丫的是不是被抢了? 他惊诧地看了我一眼,不说话,继续低着头急匆匆地走了。第三个晚上,我看见这家伙带了十几个人,拿着棍棒,冲进了巷尾那家的房门。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不多,大部分都还是讲些诚信的,甚至为了留住回头客,会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快乐地叫着。
这几年,我经常在夜总会陪人家唱歌,唱累了,或者是话不投机,哈哈打完了,我则喜欢站在走廊里,背靠着墙,心事重重地吸着烟,望着一堆花姑娘在一间间包房里鱼贯进鱼贯出。在我眼里,那似乎就是一条生产流水线,她们就是一个个等待灌注或者包装的商品。时间久了,便发现管理花姑娘的妈咪,充满着无穷的智慧和奥秘,远非凡夫俗子所能胜任。每一间包房里面,是千篇一律的微笑,千篇一律的鞠躬,以及千篇一律的歌唱。我总忍不住想,这个城市每一夜盛产的精液倒在一起,那到底是一条小溪还是一江春水? 看多了,便体会出了那钱赚得不少,但非常不容易,不是一碗好吃的饭。有一次,可能是一个花姑娘在包房里受了委屈,她站在走廊里对妈咪嘀咕着她的不满,刚好被我有幸听到了。她咆哮着说,还说我什么都不是,他以为我当他是什么,老流氓,我当他就是一头配种的猪! 我总会莫名地想起《舞女》那首歌。 搂搂抱抱,摇摇摆摆,我们不谈爱情,只谈寂寞。 寂寞,寂寞有声,燃烧着这个城市无边的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