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与书法艺术

前庄子

谢建军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开始碰撞融合，并逐步影响到社会文化的不同层面。书法艺术作为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大家，一改古质书风而流美妍媚，其背后的思想渊源与道家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士人崇道、谈玄是魏晋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老庄思想成为上层知识分子行为的理论基石，而书法则成为他们自我陶冶的重要手段，道家思想促成了书法理论的嬗变，并影响到书法艺术风格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情感理论和体道理论都有了更加细致、明确的发展。书法艺术家们从艺术本质的角度来分析书法在形式构成上的美学特质，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极为明显。

一、以“道”的理念来统领书法艺术的本质。如东晋女书法家卫夫人之《笔阵图》，反思了当时书法现状，指出其原由是“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赅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这是把“道”置于“情”之上。再如王羲之的《记白云先生书诀》中，记述了天台紫真所说的书法理论：“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尽管该文的真伪有待辨析，但是根据历史记载，王羲之处会稽之时和道教人士过从甚密，修道有为的道士用《道德经》的思想来观照书法美学理论也是很自然的。其中关于阴阳的论述，贵盈、贵虚、惟逸、惟静，以及笔力中各种力量的平衡，均凸显出道家的核心思想。同时，用一个“妙”字来概括书法的至高境界，也契合了《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理路。而所谓“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即是用“道”的思想来统领书法艺术的本质研究以及书法艺术的实践创作。

二、“道”的具体显现是通过事物的构成和运动之“象”，这一理论反映在书法美学领域，就是“意象”思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理论中，“意象”思维随处可见，并成为后来书法理论的主导性思维方式。首先是卫夫人关于点画的美学意象，奠定了“永字八法”的理论基础，如《笔阵图》中的拟象内容就是通达书法点画之美的重要途径，其后关于点画的美学理论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其次是“力为骨体”的概念，就是用“骨”的意象来表征线条的力度美感。卫夫人提出了线条力度美感中的“骨”、“肉”、“筋”意象，经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的阐释，到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的完善，“力为骨体”的思想最终在书法线条质感中得到确定。直至苏轼提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线条质感的复合意象则更趋完整。魏晋南北朝时期实际上开书法美学意象之先河。

三、注重书法线条力度美感中的柔性之美。力度感不仅仅专属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也必须建立在力度美感之上。道家崇尚“静”、“慈”、“柔”、“虚”、“无为”等，表现在书法美学中，就是倾向于通过书法艺术表现线条的阴柔之美。后汉蔡邕《九势》中说：“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所谓“肌肤之丽”就是阴柔之美。卫夫人《笔阵图》说：“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若乎银钩。”“银钩”所意象的也是饱含力度的柔性一面。美是阴阳互动平衡的结果，所以在魏晋书论中阳刚之美虽然占据着审美的主导地位，如“陆断犀象、万岁枯藤、百钧弩发、崩浪雷奔、状如龙蛇、壮士佩剑、深林之乔木、曲折如钢钩”即是阳刚的一面，但也不乏“妇女纤丽”之形容。在书法艺术实践方面，王羲之更是一改古质而今妍，而王献之尤为重之，所以《晋书》中说王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

此外，很多道家人物本身就是书法家，如齐梁之际的陶弘景，在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列为中之下品，并评云：“翰彩拔于山谷。”唐李嗣真《书后品》将之列为中中品，并评云：“隐居脱颖，得书之精髓，如丽景霜空，鹰隼初击。”而在魏晋南北时期的书法品评中，道家思想也常常蕴含其间，这说明当时道家思想在书法艺术中的浸润程度。如后汉蔡邕认为，书肇乎自然，即书法艺术在美的形式上有一种“自然”之妙：人为性在艺术作品中应无迹可寻，有为而无为，做到人的自由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巧妙结合。而在自由和自然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点，一直就是道家思想的主旨。庾肩吾的《书品》中说得好：“学者鲜能具体，窥者罕得其门。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成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至此，工夫和天然、有为和无为成为学者论书的一个重要尺度，其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单位为云南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天净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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