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王庆年作品集》序一

庆丰年

     序

一个农村人，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的人，能写出作品出来，这连鬼都不信，是绝不可能的事。扎彩匠不给土老爷磕头，谁不知道谁的底呀。1961年考初中的时候，一篇作文《投考前的我》竟然考了12分，与初中无缘，丢了大人了。现在再提写作，扯蛋。或许就是因为此，哪里跌倒哪里爬，思之有悟，顽气不在，骨气渐长，也许就是命运使然，工作所逼，你还别说，在后来的工作中，还真的写了不少作品出来了。不怕你不信，有东西在，看看就知道了嘛。

我一生所写的作品终于整理出来了，低俗的，陈词滥调的，老旧的，敷衍的，可观不可观的，褒的贬的，应付局势的，与时俱进的，优少劣多，什么都有。小品、论文、杂文、小戏、大戏、诗歌、歌曲、美术书法、摄影等，品种不少，什么都来，就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广种薄收，估计也有20万字之多吧。纵目观看，就一个字，“太俗”，根本拿不到桌面上来。但这些东西既然有了，不管好坏，质量如何，另当别论，总归是我生的，谁养的孩子谁疼，就有成书的念头了，因此，决定印成册子，算作我给自己的一个交代，给后人留个虚名。

按常规，出书要请名人、专家、学者、或者领导给写个序，借别人的嘴，变个法的展示一下自己，夸夸作品。说的好听点，就是换个角度，表现自己，无非是夸夸作品，点赞一下人品，再说说创作的艰辛之苦，如何如何的不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读者增加点印象、好感什么的，达到读者敬仰、崇拜你的目的。当然，大作家、名作品除外。因为他们的作品不需要借别人的嘴来吹捧自己的。

我也想请个名人、专家、学者或者领导给我的作品写个序，可我不敢，因我反复看了我的作品，衡量再三，实在不上档次，粗而糙之，确实是不能下此决心去张这个口，因为我的东西实在是拿不出手的，也丢不起这个人，自家人看了有说也无说，说不定还违心的夸上几句哪，我心中有数。个人出丑倒还罢了，要是伤了外人的眼球，或者影响它人的食欲，就得不偿失了。那可是颜面扫地，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了。何况我也没有打算出多少册，更没有打算低三下四求娘拜姐的、硬掏人家的腰包，变个法的强买强卖，左右各单位购买实在不愿意看并且确实没有可读价值的书，思之利弊，还是自己给自己写个序吧，因为无序不成书嘛。

我从小就喜欢别出心裁的瞎摆弄。泥巴整个牛头，戳个窟窿，当响吧吹，两块铁皮加树叶当口哨吹，柳枝去骨当喇叭吹，芦节挖几个孔当笛子吹，皮筋扯紧当胡琴拉，碗筷洋盆当鼓敲，胳膊肘、手腕、手指打击桌子，也能点击出鼓点节凑来，实在没有什么可玩的，手指也能吹出响来。这些乐感都得益于幼时商店的郑四尹先生和老中医的杨先生。郑先生在商店站店时，有空就弹中山琴，我听得如醉如痴。顽皮地模仿他那边弹边摇头晃脑的样子。杨先生高高的个子，瘦长脸，喉结大的吓人，唱起“二郎山”的歌曲来，低音浑厚，还时不时的用手拍打喉结，发出颤抖的节凑。我也在玩伴中拍打着自己还没有喉结的脖子，扯着嗓子直吼“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这些都是刻在心中的记忆，他还有一个舔碗的习惯，就是每顿饭后，要求家中每个人必须把碗用舌头舔干净再洗。我也会学着舔碗。这种影像，至今仍在眼前。

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吹弹拉唱画，样样喜欢，样样都学，样样不精，在文艺圈中滥竽充数也能混的过去，算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后来既是业余京剧团的一员，也是宣传队的骨干，教唱样板戏的曲段和演出伴奏，都是必须的。当然，写写画画也是必不可少的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各大报纸整版整版的刊登毛主席的语录歌曲，张口就来，初出牛犊不怕虎，也就写了几个寄给报社，如石沉大海，我不甘心，写、寄、写、寄，结果真的有了回音，还是亲笔信呐，打开一看，吓得我半死，三魂六魄皆无，七窍生烟。原来信中大概是这样写的：“如再侮辱毛主席形象，一定找你们的领导查办你”。在文革中要是整个人，查你个三代八父，那可是西来意的事，何况当时父亲还有说不清的历史冤案问题。自此，我再也不敢乱写乱寄了，可我的音乐之路就这样的被葬送了。其实，那时我的音乐水平还是不错的，再难的曲谱，比如京剧选段，张口唱词，一遍即可，绝不会错，广播中的好歌，完全可以边听边记谱。八分音符的，四分音符的，或者重唱等，都能完整的记下来。并学会五线识、记谱，我还自费订阅好几种音乐、美术杂志呢。（1960年在连云港的新浦市购买的口琴曲百首至今还完好无损）此后，这些都成了个人的爱好而已。但也为当年的样板戏演出和宣传队的春节乡会做了不少贡献。

要说写写画画，我也算是个聪灵之人，直受张鸣鹤的影响。这还是1961年以前的事了，他的弟弟鹤鸣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家就在学校的对门，一下课我就往他家跑，看他哥哥画牡丹。心中自有想画的意思。我把介子圆的图谱描画了近百幅，（至今还保存着）还买了颜料学画牡丹。说你也不信，我还画过油画，学过木刻哪。要说写字，我是从报纸杂志上学的，我把大标题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练习写。文化大革命给了我练字的机会，但与书法还是两码子事。后来就是因为写不好，我就用左手写，正好我是左撇子。我的一些东西大都是左手写出来的，有的直接用左手指写的，别说，除了不能蒙骗内行人，外行人还真的以为我写的不错呐，不过，有的也还真的发表了。这些都是当年好玩而已。要说真的想弄点东西出来，当时还真的没敢想过，也做不到。毕竟没有老师指点。

直到近30年之后，我才小心翼翼的往外寄自己创作的东西，可惜不是歌曲创作了，更不是美术书法了，而是因工作的需要，创作的一些小品。这还是在他们征稿的情况下发出的。比如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联，濮阳市电视台的征稿，黑龙江省文化厅、黑龙江省文联、黑龙江省《剧作家》杂志社的征稿，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文联、北京《新剧本》杂志、北京电视台的联合征稿，以及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联的征稿等，还有《伯乐》、《社会探索》、《博览》等。当然，寄出的这些稿件用的少，扔垃圾筐中的多，连百分之一的把握都没有，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的东西还是被选中了。比如话剧小品《爱情变奏曲》被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联评为三等奖，濮阳电视台录制成电视小品，相声小品《朋友的朋友》、卡通剧《清泉寺的和尚们》被黑龙江省文化厅、文联评为一、二等奖，并发表在《剧作家》杂志上，还有话剧小品《责任》发表在《新剧本》杂志上等等。

1966年，文革期间，我被南京军区空军部队招为飞行员，身体完全合格，在新沂第一招待所专设最终复查，结果，新沂只剩我一人，临行前遭某人报复，拒不签署意见，只说再研究研究。（部队领导临走时还给我20元钱，叫我好好保护身体）以后部队多次争取无果，最终与飞行员失之交臂，擦肩而过。这都是当年知情人后来告诉我的。或者是命该如此吧。假如真的当了飞行员，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了。

1968年，因我有音乐、美术的特长，而被部队特招。在徐州军分区535部队一连，给全连战士教唱歌曲，给战友绘画刺绣主席画像，在五图河农场经常到乡下公社宣传演出，和知青切磋舞蹈，敬送毛主席的最新语录等等，在淮阴军分区召开全市民兵积代会的时候，我还是唯一的一名编发演讲材料的军代表呐。算是可用之才吧。退伍后又因此在小学教了几年书，除了当班主任，其余的都是带学生的音乐、美术课。不管是县教育局和各公社要听的公开课，我基本都是冲在前头。在黄墩师训班的时候，杭普校长第一个看中的就是我，并亲自答应给我把民办改为长代。当时，中学缺少音乐老师，还打算邀我代课哪，可惜机遇不佳。到了公社被别人顶了。说来也巧，还是因为此，我以一曲京剧《沙家浜》的选段，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被县剧团招为演员，（同时被招的还有马德华、王青梅等）后终因不是当演员的这块料，（场场忘词）重返学校，继续当个民办教师。

1974年，还是因为此，文化站缺少文化艺术人才，我才走上了文化工作之路。找到了自己一生的目标方向。天生我才必有用。在此工作期间，除了给乡政府服务之外，就开始尝试写写作品。小戏《追花生》，《请女婿》，《夜诊风波》等，曲艺《儿子迷难产记》，《买肉记》，《双弃郎》，相声《还是计划生育好》，歌曲《实现四个现代化》，《春天多美好》等，以及几百幅的摄影作品，获奖的展出的都有。其实，我的美术字和钢板字写得也还不错，各单位的岗位责任栏，室内标语，大型墙字（６×ʒ米），以及大门匾牌等，以及四夏战报、三秋战报（4版2开黑红蓝套印）等，都出自我的手。其次，站里还成立一个小乐队，经常搞一些演唱活动，并且定期举办书画学习班，培养了一批音乐、美术爱好者。尤其是逢集日和节假日，这些活动都搞的如火如荼。当然，我还有得力助手杨印山同志哪。在那些年的日子里，我最喜欢听的就是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要想玩，找庆年。这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最得意最愿意听的一句话了。也是老百姓给我的最好的褒奖。

文化工作，没有人是先天就懂就会的，都是在学习中学会的，是在压力之中逼出来的。自然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无须商量。我的瞎写胡编，就成了我的硬性任务。摄影、文艺演出，选送美术书法作品等工作，文化局经常搞，什么小戏小品会演啊，文化现场会啦，都必须参加，这都是文化站的本职工作，更不用说。因此，曲艺创作、小品小戏创作，摄影等，都必须拿出东西出来，不然，你过不了这一关，即便别人不好说您不称职，自己也自觉无能不是。当然，作品的好孬是另外一回事了。此后，自己创作的一些小戏小品、曲艺，摄影等，还真的获了一些奖项，偶尔也能发表发表。直到1995年11月调进文化馆，创作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职的五年当中，主要创作的有：话剧小品《爱情变奏曲》获徐州创作、演出一等奖，当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后经多次修改，改名为《人约黄昏后》获省二等奖。话剧小品《生死关头》参加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举办的“中国曹禺杯”全国小戏小品大赛，获二等奖，又获省三等奖，并获中国文联小品文学奖，发表在《剧本》、《文化新世纪》、《小戏小品》等杂志和报刊上，并入选中国剧协出版的《99中国小品集》和《小品光碟》。小品《血染党旗红》为纪念苏北战役解放60周年演出而创作的，话剧小品《中国心》是97年为香港回归而作的，发表在《小戏小品》杂志上，以及发表在徐州97年香港回归作品集中，还发表在《矿业报》上，话剧小品《游子情》为澳门回归演出而创作的，话剧小品《白衣之歌》是在SARS期间之后，广东省文化厅、文联征稿而创作的，话剧小品《责任》是在宣传孔繁森事迹时而创作的，当然，还有一些应邀和应征之作，如：爱情百分百系列，乾隆微服私访系列，喜剧小品《喝闲酒》等。其余的也都是应付政府的职能部门及各项工作而创作的。就因为有了上述的点滴成绩，市电视台的《钟吾风》栏目还专为我做了一期专题节目。（147期）

我的十几篇论文，也是在工作中逼出来的。在王楼工作期间，宣传部、组织部经常搞一些研讨会，争强好胜之心人人有之，你不参加也可以，但总觉面子难瞧，不能低人一等是吧，于是就写了。别说，参与的论文还都获奖了。比如论文《论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还获了一等奖，并入选徐州宣传部、组织部的论文集，奖品全是书籍，足有几十斤重，抱都抱不过来。丰收的喜悦无以言表，写作的欲望收都收不回来，因此，只要有活动的，必参加。所以，我的十几篇论文都分别获得了二三等奖或发表。我的论文《浅谈戏剧小品的创作》是进入文化馆的见面礼，不管是将军也罢，工作性质要求也罢，总之，进了文化馆，不能装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凭什么你当文化馆长！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也是我制定的，那就得从我开始。是骡是马拉出来溜溜。我的《浅谈戏剧小品的创作》就这样被逼出来了。别说，后来还真的发表在《全国基层艺术工作论文集》中。

壮壮胆子能说的只有这些，王婆卖瓜，别人不夸，只能自卖自夸了，实在不好意思。其它的东西，比如小戏，杂文，曲艺，摄影，以及书法美术等不必再提了，更都是不上档次的拙作，应付之作。当然也还有一些获奖或发表的。所有这些，在我的自传中都有详细记载，说多为赘。

算算我的作品，共有80多篇，从7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直到现在，杂乱繁多，什么都有，看上去好像是个杂家，有和别人抢饭吃之嫌，在这，我向各位行家鞠躬了，给我留点面子吧，这只是我的癖好而已，手头有点痒，逮什么就写什么，不讲规矩，不入套路。就像母鸡下蛋一样，有蛋了，憋的小脸通红，就到处找窝，蛋下了，也老实了。说句好听的，这可能就是专家所说的创作欲望和灵感吧，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脑子进水了，手贱。没有自知之明，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其实，工作所逼，压力沉重，明明手中真有东西要写，如不及时的写下来，可能转眼即逝了，永远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必须写。我写东西时还有个毛病，白天只能写写概况，列个提纲，拉个路子什么的，只有到了夜间，也就是一觉醒来，大概是下半夜2点左右吧，才有灵感，自认为的好词好句，都冒出来了，必须马上记下来，我的床头专放一个小箱子，备有专用的纸和笔。这种笨拙的创作方法真是太可笑了，不入规矩。不管咋样，我的拙作，都是这样出炉的，丑俊不说，也不能叫它胎死腹中是吧。谁叫俺干这一行的呢。现在整理成册，也只是为了保存。不然，等到丢失了，想找也找不回来了，后悔就晚了。因我是个低调的人，从不炫耀自己的作品也没有炫耀自己作品的资本，毕竟不是专业作者，只是负责文化馆的党务、政务和业务的一把手而已。所以，除了馆内的个别同志知道我会瞎写胡编点东西，应付应付当时的局势，外人都认为我是个不通文理的人呢，因我既不肯张扬政绩，又不会显示业绩，更是个不愿多说一句话的人。其实仔细的再反思一下，与岗的又有哪位是能敢瞎写胡编的斑竹呐。不能说我是个行家里手，起码我算是个懂业务的吧。此时，我还真有点自慰了。当然了，和专家、学者、教授、作家等大家相比，小巫的徒弟见大巫，巫都不巫，更是不可比的，不在一个档次之中，起码我是自认的。

在我的作品中还有三分之一的东西没有收进去，比如大型现代戏《十人桥》只放了1、2两场，其原因是：写的早，都是手写的，在“狂草”中改了又改，修了又修，还没有誊写第二稿，我自己都认不全了，只能慢慢的再“考察”了，还有几篇论文、曲艺，小品，属于获过奖的，但是也找不到了，只有奖状还在。有的只剩下一半，暂时无法再用。还有一篇中篇小说，也不能放进去了。另外还有长篇小说《满天红》，连台本戏《风流周七》，动画剧本《胡打算》等都只列了提纲，还有准备专门介绍我们文化工作者的《新沂文化人》等，都是在我有生之年的写作计划之中。在我能敲动键盘的情况下，我要尽最大的努力，竭尽全力去完成我的夙愿。如有谁感兴趣，想写这些东西，我愿无私奉献和支持，提供资料。还得谢谢啊！

在我慢慢步入耄耋的有生之年，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能把我的小品作品重新搬上舞台，算我给社会一个作品汇报吧，我非常期待。

以上啰啰嗦嗦的说了这些，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评说了，狗吃倒头饭，逝人心中有数，好坏你知，我知。

不知是为序？还是不为序？我也老糊涂了，你说是序就为序，你说不为序就不为序，要说是记，我也不反对。反正我写的分不清什么是序什么是记了。因为我没敢请人写序，在此就暂且为序。假如有机会再请高人替我重写序吧。

                           王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