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裤（小说）

山水清新

化肥裤 （4700字）  

作者 胡青

  暖意融融的正午春阳，催人慵懒，我却不能卸去疲惫，依旧大步匆匆。  

  已“马不停蹄”了整整一个上午，往返奔波于三位友人家，参加了三场丧葬和嫁娶的仪式。  

  午后，我终于不失礼节地完成了所有程序，从老校长女儿的喜宴上出来，才感到身子又乏又累；由于喝了半斤高度白酒，思维高度兴奋、高度活跃起来。也许受了友人家事的触动，又一次回想起以前在农村时的经历，尤其那些丧葬嫁娶的陈年往事；回到家中，仍沉浸在已经漂色的记忆之中------

  高二毕业时，我不满十七岁，却成为最后一批知青，落户在偏僻山区的一个贫困村；每天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从事着繁重体力劳动，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后因山村没有高中毕业生，我这个外来的“小猴子”，竟在山村小学的“戴帽”初中班里，当了一年多的“山大王”。

  在落后的贫困山村，小学教师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至少村里的普通百姓是这样看的，至少学校的老师也是这样认为自己的。虽然老师们囊中羞涩，可在慢条斯理的举手投足中，处处显示出有别于普通村民来，至少要显示出自己是有钱、有闲、有地位的人。因此，在当地丧葬嫁娶的事主家，能够请动学校老师光临前来，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其实老师们尤其“民师”们，工资微薄得可怜。在“民师”中，我虽说是刚入门的新教师，教的却是“中学”，所以拿的是月薪十六块钱的“高工资”，这很令其余七位“民师”羡慕不已。在那七位“民师”中，有的教了十余年，每月最多只能领到十四块钱，刚教一两年的低年级老师，每月就更只有区区八块钱。我如此的“高工资”，是其他“民师”可望而不可即的，就连与我同宿舍的三位公办老师，背后也有妒意和微词。

  农村的丧葬嫁娶，向来很热闹很隆重；每户人家遇到这种事，总会倾其财力，千方百计办得体面风光些；村干部是公众人物、精英阶层，自然更不用说。其间，我就经历过一些农村丧葬嫁娶事，对这类事情自然熟稔于心。村里每遇此事，好像过年过节一样，其场面之热烈，仪式之隆重，令我感慨良多，久久难忘。

     作为山村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学老师，一般人家的丧葬嫁娶，很少参加，不是事主们不尊重老师，而是怕请不动，不敢请。有时，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一些老师还会言不由衷地抱怨事主，说些诸如事主瞧不起自己之类的话。这时，事主们总是一面受宠若惊着，一面满脸窘愧地一遍遍解释抱歉着。

      民兵营长周喜中的大女儿出嫁，风风光光办了三十多桌酒席，就很瞧得起学校的老师们，因为学校的全体老师都早早收到了请柬，老师们虽然只需出两块钱喜礼，就可以敞开肚皮猛吃猛喝一顿，可老师中还是有不少人噘嘴抱怨。

民师们的不满情绪，大都不敢明显表露出来，怕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公办老师则不同，他们的不满情绪，简直可以用“明目张胆”来形容。

   教政治的纪大鹏就天天抱怨：“唉，十天生活费没了，唉，十天生活费没了。”他事前三天就开始少吃饭，只等喝喜酒时捞回来。

      教物理的田文远和教数学的钱云耀，也不尽其烦，天天指天骂地，牢骚怪话满嘴，牙齿恨得嘎嘎直响。不过，他俩暗地里也都提前做好了大吃一顿的思想准备。

     周营长家的喜宴办得果然不错：八碟凉菜，八碗热菜，还有两个果盘，比一般人家要好出很多。据田文远事后精确测算：每桌八人，每桌收礼不会低于十六块钱，而每桌饭菜烟酒成本，应该在十一块五毛钱到十二块钱之间。他对周营长嫁女儿净赚的钱，多次表露出惊讶和羡慕。

  钱云耀为了赴宴，不仅换上出客礼服，还一改平常蘸水梳头的习惯，把锁在柳条箱里的一小瓶头油拿了出来，很快就让头发由原来的“水滴滴”而一下变成了“油滴滴”。

      到了酒宴场所，钱云耀开始小眼睛溜溜乱转起来，好像有点四顾不暇；当发现其他桌子有两个空位时，便借口不能喝酒，硬拉着我一同坐了过去。

   原来那桌坐着一位“美女”，钱云耀想离开老师们独自坐过去，又觉得不好意思，便找了个借口硬拉上我，好让我掩护他。

   那“美女”其实并不算美，只不过衣着比农村人稍微鲜亮洋气些。钱云耀一到那桌，便眉开眼笑地与那“美女”热聊起来。

   从两人谈话中得知，“美女”叫谢淑雅，乡里宣传科谢科长的二小姐，与周营长的新婚大女儿周娇是初中同学。

   我对谢淑雅的起初印象并不太好，因为她夸夸其谈时，不仅嘴角有白沫，而且唾星四处飞溅；尤其她几次站起身，得意地亮出新裤子给满桌人看；每次站起时，她还晃动着自认为姣好的身材；吃菜时，也像男人们一样大口咀嚼，不时发出“吧唧、吧唧”的粗鄙响声，完全不像个淑女，实在有愧于她的名字。

      可她父亲是乡里主管教育的领导，我也不能过于轻慢，对她的主动问话，有时简单应答一两句；她却突然来了精神，没话找话地同我大谈起理想和爱情之类话题，让我顿觉脸皮发烫心烦意乱，只能支吾招架着。

   而钱云耀几次拿眼瞪我，好像心中甚为不满，后悔不该拉我过来，愤懑我不该利己损人，擅自越位由“陪衬”而成“主角”。我虽然明知钱云耀心思龌龊，虽然不稀罕他的“腐鼠”，可一时又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来。

      对谢淑雅的滔滔不绝，我渐渐心生厌烦，每次见她涂脂抹粉的银盆大脸像远照灯一样迎照过来时，总想低下头；对她每次眉飞色舞、频频笑睁着有疤的眼睛时，总想视而不见。我心生后悔：刚才实在不该过来，即便是钱云耀硬拉硬拽，也不该过来，害得自己在好酒好菜面前索然无味。

   新娘子周娇过来敬酒，才让我的心情好起来。周娇一身漂亮新衣，又经过仔细梳妆、精心打扮，容光焕发得很有些女星范，比自己班里的女生周敏还要漂亮。特别是该凸的地方凸起来，该凹的地方凹进去，看脸蛋像天使，看身材又像魔鬼，“天使”和“魔鬼”竟能如此完美结合、巧妙于一体，很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谢淑雅可能尚有自知之明，在美貌的新娘子面前或许感到了自惭形秽，她终于默不出声，却又装出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钱云耀则大睁着始终睁不大的小眼睛，呆呆地看着新娘子；他的嘴巴已经大开到极限程度，不知是何原因，他筷子上的那片大肉，几次想往嘴里送，不是送到鼻头上，就是送到下颌部，老是送不进嘴里去，连新娘子敬的那杯酒，也被他全部倒在那经过梳洗打扮过的他的丑脸上。

新娘子听过别人介绍后，走到我的面前，斟满一杯酒，双手擎起，嫣然笑说：“常听周敏提起你，谢谢你来参加婚礼。”我慌忙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新娘子走后，我突然发现钱云耀气得嘴歪眼斜，真是“波清鱼显，水去沙出。”钱云耀丑态毕露，我心想：他可能还为刚才那杯酒倒在脸上而懊恼生气吧？

      那谢淑雅经过短暂沉默后，好像闷久了的鸟雀，又开始放喉叽喳起来；她不仅夸说自己才艺美貌，还夸耀自己的家世和传奇，说自己有怎样殷实富足的家庭，说多少人在她面前倾倒折腰，说得钱云耀咂嘴咋舌艳羡不已，说得我像吃了苍蝇恶心不已。

   快要罢宴时，谢淑雅又一次站起身，扭腰摆动着那条已显摆过多次的新裤子。我这时才看清那条虽已染成蓝色，依然薄如蝉翼、隐约见腿的裤子上，有四个清晰大字：“尿素”、“日本”。

   谢淑雅的新裤子，绝不是一条普通裤子，而是名副其实地地道道的“化肥裤”；那裤子确实能代表当时的特权和时髦，是廉价却又高档的代名词，是人人见了都不敢小觑的身份象征；虽然那裤料原本只是产自日本的尿素化肥包装袋。

   我始终不明白心如蛇蝎的日本人，为什么会用那么好的尼龙布料，来包装尿素化肥呢？而且那化肥包装袋的正反两面都印着碗口般的大字，一面是“日本”，另一面是“尿素”。

   那日本产的尿素，曾经风靡中国，不仅仅因为尿素的质量，更因为那外面的包装袋，那是当时农村最受欢迎的衣料，是乡里头头们手中最紧缺的物资。谁能有关系花上一块钱买两个尿素包装袋，做一条结实而又时髦的“化肥裤”，那是比包了金牙齿还要荣耀的事情。难怪孩子们编成了顺口溜：“乡干部，村干部，人人都穿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谢淑雅的化肥裤，可能是裁缝的失误或故意，并不像孩子们念唱的那样：“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而是左腿是“日本”，右腿是“尿素”。

   我看清谢淑雅的化肥裤后，忽然憎恨起日本人来：他们在侵华战争中被打败，却用经济手段来侵略中国，用精神鸦片来毒害中国，他们用那么好的尼龙布包装化肥，目的是让中国人美滋滋地做成裤子，成为日本的活体广告，以宣扬他们的“大和民族”；连眼前这个可怜的爱美女人，也以穿上日本化肥袋为美为荣。

       我在心里为谢淑雅感到羞耻。那位写过《背影》的朱先生，宁肯饿死也不吃外国人的救济大米，周恩来总理宁愿中国人受穷挨饿，也要拒绝日本人的战争赔款，表现出中国人的傲骨，你谢淑雅为什么不能宁愿裹树皮也不穿日本人的化肥袋呢？别说你不美，就是你很美，我也从心底里鄙视你、永远瞧不起你。

   后来，不知是出于本意，还是受人之托，我们学校的朱校长要为我介绍一个对象，是个刚入伍的女兵，说我认识，还和我一起吃过饭，那人正是谢淑雅。我说已有了心上人，一口予以回绝。朱校长笑问：“你对象是城里的同学吗？”我表面笑笑点头，心里却在想：将来中日之间打起仗来，那个穿日本化肥袋的谢淑雅，会不会成为战场上的逃兵呢？

      如果说周营长嫁女很体面，那村支书郭玉龙家的丧事，可说是风光无限。

      在郭玉龙家办丧事的那几天里，村头大喇叭反复响起低回的哀乐；从郭家门前到村头大路上，摆满花圈挽幛，十二个鼓乐手，拿出看家本领吹拉弹唱了几天几夜。村里的孩子们则在灵堂内外、乐班周围，钻来跑去，比过年时还高兴。与孩子们截然不同的是：大人们或则痛心疾首，或则神情凝重，或则奔忙穿梭于里里外外。

   每到“送汤”时，头戴孝帽、腰缠白巾的队伍，步履蹒跚在村前大路上，头尾有一里多长，还时不时有人自动加入。在大家哭丧声中，要数村队干部最悲最响，他们不愧是村中的骨干，许多人即使哭不出眼泪，也会吐口唾沫，涂到眼睛四周伪装眼泪，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正吊那天，郭家同时布置了四个礼桌收钱，还是忙不过来。按当地风俗习惯，凡随礼两元以下的都算“烧白纸”，不安排坐席吃饭；而前来吊丧的人，几乎没有两元以下的，大家随过礼钱后，都很识时务地走了。

       结果，郭家只办了十来桌酒席，坐席吃饭的全都是远路来的亲朋，本村没有人留下吃饭。学校的老师们，几经商定才统一意见，约定每人随礼三块钱，自然也都没有留下吃饭。

       尽管宴席的桌数很少，吃饭的场面有点冷清，可村民们尤其老年人，眼里尽是羡慕的目光，他们普遍认为郭家的丧事办得体面风光，都认为郭玉龙的父亲哀荣无限，当应含笑九泉。

   据说，村书记郭玉龙早在“棺棚”里先替九泉下的父亲笑过了；他见大家随过礼，一拨拨都走了，几次擦抹喜笑而出的眼泪。吊礼的人刚走完，郭玉龙立即在棺材旁，迅速召集四个礼桌的“管账人”仔细对账。他看到收入如此之多，心潮激动难平，忍不住又“嘿嘿嘿嘿……”笑出声来，是兴奋让他忘了顾忌。

   算账算到最后，发现账面少了两块钱，郭玉龙立即起身怒骂：“这里面肯定有孬种！”由于太过激动，他的大手猛砸在棺材盖板上，大伙顿时都愣住了。郭玉龙反应确实够快，立即解释更正说：“棺材里的不算！”

   事后，纪大鹏对自己光随礼没吃酒席，心疼念叨了好多天：“唉，半月生活费没了，连一顿饭也没捞到。”

   钱云耀背后嘲笑他：“随三块钱礼，就想喝酒坐席呀，人家周营长随了三十块钱，不是也没吃饭就走了吗？”

田文远经过细细测算后，惊得张着大嘴：“郭家丧事的纯收入，赶得上我大半辈子工资啦！”

    那天，去郭家烧纸的老师中，朱校长、纪大鹏、钱云耀三人，不仅打扮光鲜，而且都穿了化肥裤。同时，我有惊人的发现：到郭家吊唁的来客，穿戴都很讲究，尤其是相当数量的人，腿上穿着醒目的化肥裤。当吊唁人离开郭家时，那几个站在郭家门前大路边，排列整齐的小孩子，会向每个离开的人，边挥手边唱歌，以示欢送，他们歌词内容一致，是那首耳熟能详的顺口溜：“乡干部，村干部，人人都穿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孩子们的声音有些嘶哑，仍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地坚持着，我们走出二里路了，仍能听到孩子们从远处传来的歌声，他们不厌其烦地赞美化肥裤，一遍遍赞美乡村干部们幸福美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