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市场化教育体制，谈何师道尊严

闲庭信步

　在伪市场化的眼里，学生不是真正的顾客，而是被剥削者，可以予取予夺；教育不是为了对社会负责培育优秀人才，而是一种牟利的工具；校长不是为了办好教育，而是将教育作为行政提拔的跳板。如此行政化驱动的伪市场定位，何谈师道，又何谈尊严？

将要过去的10月份，发生了三起针对教师的血案。

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年轻教师郝旭东倒在刀刃下；10月21日，浙江缙云县盘溪中学女教师潘伟仙被掐死；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死于菜刀之下。三位被害教师的年龄分别是23岁、31岁、43岁，正是事业有成的时候。而凶手，恰恰是被“传道授业”的学生。这是令人愤慨之处，也是令人疑惑之处，是教育的失败，还是师生关系的扭曲？

就在前两起案件发生后不久，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的负责人王定华表示，教师正当使用的、恰如其分的惩戒不属于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对学生的一切行为都给予包容、甚至迁就的做法。话音刚落，就发生了第三起同样令人发指的凶案，似乎是一种回应，更多的则是讽刺！

不管是否巧合，这三起案件，尤其是出过“杨帆门”事件的中国政法大学发生的血案，总会给人“师生关系被扭曲”的联想。虽然血案促使社会反思和检讨教育成败，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三起血案都是纯粹的刑事案件，它普通得如身边发生的任何一起刑案，它有可能发生在医生与患者、售货员与顾客、老板与员工、业主和保安、上级与下级之间，不必动辄打上师生关系扭曲恶化的标签。

而社会却可以藉此反思师道尊严的失落。当学生的屠刀挥向教师时，教育失败的血腥一览无余。当然，社会也有过反思，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负责人王定华的表态是其一，意在维护教师“恰如其分的惩戒”权利；山东某专家建议学生向老师下跪是其二，意在维护教师被“感恩”的权利。但这两者都忽视了教育的本质是教与学，而不是法官式的惩戒（哪怕真是恰如其分）和慈善者的恩赐。正常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当学生跪下时，教师的形象绝不会高大。

尽管师生之间先天存在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的不对等，但师道尊严的失落，既不完全在于学生的懵懂无知，也不完全在于教师的教导无方。大多数孩子都天真无邪，大多数教师都勤勉努力，师道尊严失落的真正根源，在于教育行政化和伪市场化。

教育行政化体现在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外部层面是行政掌握全部教育资源，教育作为工具沦为权力的附庸；内部层面是校园内的行政力量挤占教育资源，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以及奖惩制度上，行政力量打压业务队伍。近年来，尽管教师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待遇也有所改善，但与校内外同等层级行政相比，以业为主的教师明显处于劣势，这也不难理解“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职位”，“当博导不如当膳食科长”的社会怪状了。

当然，与同等层级的行政相比处于劣势并不是教师自暴自弃的理由，但教育行政化所导致的与辛勤付出不对等的实际回报，和社会评价的“下流化”，严重削弱了教师的社会尊严。最新的例子是西部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为迎接市领导视察，学校竟然下令师生停课4天排练文艺节目，校长更是亲自指导师生如何鼓掌，如何欢呼，其奴颜婢膝之状，令人作呕！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校长，以及在这样的校长领导下的教师，如何能赢得学生的尊重？

导致师道尊严失落的另一个根源，在于教育的伪市场化，强调其“伪”，是为了区别真正的市场化。一段时间以来，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在内，社会或真或假地都在检讨教育市场化。其实，现行的教育体制是行政垄断教育资源的伪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化教育，有责任有目标，更重要的是，师生作为教育的主体，两者的关系在于平等互信。市场化教育成就了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以及香港大学，而伪市场化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既缺乏对顾客负责的教育目标，也少有公平诚信的社会责任，在伪市场化的眼里，学生不是真正的顾客，而是被剥削者，可以予取予夺；教育不是为了对社会负责培育优秀人才，而是一种牟利的工具；校长不是为了办好教育，而是将教育作为行政提拔的跳板。如此行政化驱动的伪市场定位，何谈师道，又何谈尊严？ 现代快报